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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农村调查记事

(一)

97年我在北大读研时,和一位同学共同去河北省赵县搞了一次村民自治方面的调查。然而农民所反映的却都是基层干部如何压榨群众,欺上瞒下,横征暴敛的事。其中,赵县王西章乡东湘洋村的一位村民王聚朝还因为带领我找村民代表搞调查,在我离开后被村支书毒打。王到现在还一直希望我能为其主持公道,我为自己没有能力帮助那些深深寄希望于我的村民而惭愧不安。现在我把这段过程写出来,但愿农村百姓的艰辛和苦难能被世人了解。也希望朋友们都来关注中国的农村民主改革。

1997年夏,民政部负责村民自治的王振耀先生来北大做报告,讲述村民自治对农村建设和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受其鼓舞,我们“北大时事社”的几位同学商量利用暑假到农村搞村民自治的调查。王先生介绍说赵县搞的很好,县委书记宋东发和县人大主任王竹林都支持村民自治,宋还常骑自行车下乡。另外,人民日报曾报导过赵县北王村和高庄的自治典范。于是目标定为赵县。

成行时,只有一位同伴高巍同往。费用全靠自理。我想了解一下沿路农村情况,决定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赵县,在石家庄和他会合。我花了两天半时间顺京广线经保定骑到石家庄。路上和同道骑车的农民们交谈。他们大部分知道村民自治这回事,但普遍不当真。我只听到过一例村民自己参选上的,但乡里让重选。在问到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谁做主时,大部分说还是支书权大。少部分人说差不多,他们商量着来。

在石家庄我俩拜访了河北社科院的杨爱民先生。他是研究村民自治的研究员,40多岁。谈话中我认为既然村主任是村民直选,应该由村主任把持村务,至于任命的支书可以竞选村主任,但不能直接代替村主任行使职权。但杨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就非得支书掌权,自治也仅是党领导下的自治。虽有分歧,但他对我们下基层调查还表示很欢迎。

7月31日,我们骑单车到了赵县,住进5元/天的小旅馆。我们首先在街上转了一圈。在一条街心有一座非常古老的宝塔,给人以历史久远感觉。城南不远就是驰名中外的赵州桥。我们随便问了几位路人关于宋书记骑单车下乡的事。典型的回答是:刚来还行吧,现在也就那个样子。后来石家庄的一位记者告诉我,群众没有直接说的内容是:宋书记前边骑单车,后边跟着摄影车。

8月1日,我们到县委和县政府联系,希望了解一些关于村民自治的大概情况。由于是建军节,书记和主要官员都出去了。机关人员给了我们一本书《无形的大桥》,收录的是关于村民自治的法规、讲话、评论等。在县委办公室我们看到几块村民送的匾牌,上书感谢之词。我们想着干脆就找这几个村子调查好了,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好事。我记下是大石桥村、丁村、北辛庄、南何家庄。

从机关大院出来,我们游览了赵州桥,然后到附近的大石桥村调查。我们想先了解村民选举概况,于是打听村委主任的住址。有一群村民说:你们光找当官的,能了解什么呢?再向村民询问情况,大家却互相推委,最后让一少年领我到了村委会主任的家。由于这次经验,后来我再到其他村子就先找村民,后找或不找干部。村主任家院子很大,比较空旷。他从破旧的南屋出来把我们让到外表很新却没什么摆设的北房。他介绍说大石桥村该换届选村委会了,但由于村子要重新划分,村委会还没选举。他说除了棉花罚款等县里统一要收的之外,村里没有太多其他负担,人均大概80多块钱每年,这个数字同我家乡的县相比是少许多。在问到他是否一把手时,他说支书才是一把手。出了他家我们又随便走访了两位村民。他们对选举不以为然,他说自己去年是村代表,也不知现在还是不是。又说当官的什么时候都得吃点喝点。看着小雨要变大,我们就返回了旅馆。

与后来几个村子相比,大石桥村表面比较平静,但不知背后矛盾如何,因为村民连负担明白卡都没有,村民自治基本没有推行开。

至于棉花罚款,我想交代一下。

赵县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种棉本是致富之道。可是虫害却非常严重,尤其是滥施农药使棉铃虫有了抗药性。在虫害肆虐下,种棉往往血本无收。赵县为了完成向上级保证的种棉任务,就下令农民必须售一定数目的棉花,否则就罚款。农民宁肯交罚款也不愿种只付出没收获的棉花。强令农民种棉的做法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后来中央发文禁止棉花罚款。赵县当时尚未执行。

(二)

8月2日早晨,由于同伴生病,我一人向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北王村进发。当我路过一个叫封家铺的村子时,在路上和一位40多岁的村民谈起来。我先问村民自治的情况,他说由于开小会不开大会,村委会没选成。他们村有一位深孚众望的老人,叫李振孚,是老村支书,想竞选村主任,可是就一直不选。前任支书大林把20多万都不知弄哪去了,现任支书也把村里家底挥霍一空。村委会主任还可以,但没实权,支书一手托天。他说要是公平选举,振孚肯定能选上。我从北王村回来想见见振孚老人,他爽快的答应了,并留下姓名地址。

我继续向西南进发,路旁有大片大片的果园。梨树飘香,好一幅田园风光。路过沙河店镇丁村时,找了个店老板,我问起村里的选举情况,他和弟弟介绍说对选举村委会的事都不清楚,但说生意不好做。又来了位客人还是讲不清。我顺便打听党员群众给县委写感谢信的事,可他们还是不知道。谢过他们的款待,我又上路了。

大概正午时分,我来到了北王村。村里静静的,等了一会儿才遇到一位老大爷。我说明了学生身份和来意,老大爷很高兴的把我让到了家里。他是从田地里回来先做午饭。我冒昧的请求是否可以和他们一块吃,可以给点钱。老大爷歉意地说饭不好,但很欢迎我吃饭,别提钱。

进了院子,看到北房比较新,可是没有装饰,开窗的地方是几个大窟窿,有的用塑料布蒙着。大爷把我让到炕上,拿出来几张白条,说麦收过后交公粮的钱至今还没结算,以至现在无钱买化肥。

打白条是农村的普遍现象,值得一提。

所谓“白条”就是政府收了农民粮食不给钱,开的收条。卖粮款发放到村里,等把农民负担的各种税费提留集资都扣除后,农民再到村里领剩余的钱。许多村七扣八扣之后,农民交的公粮还不够扣除的,反而欠村里钱。公粮是国家订购粮,并非无偿剥夺农民,可是经过县、乡、村各级机关经手后,卖粮款到不了卖粮的农民手中,既害苦了以种粮为生的农民,又使国家收购不到足够的粮食,只是肥了村、乡、县各级官僚。由于中国的粮食基本由政府专营,这种垄断使农民除了眼睁睁受盘剥而毫无办法。

为鼓励农民售公粮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几年以前下令制止白条。可是如果真的不打白条,农民身上各种苛捐杂税就不好收上来,各级基层党政官员就没油水可捞,更谈不上靠上缴赋税的政绩升官了。上边也不愿把基层官员的饭碗断绝,往往矛盾激化了就管一管,平常也管不过来。对支书、乡镇、县委书记一类来说,给农民打白条有莫大的好处,又不象土匪强盗有触犯刑法危险,所以打白条仍是普遍现象。就我亲自到过的赵县8个村子来说,没有一个是不打白条的。

我在跟老大爷攀谈的时候,大爷的老伴回来了。大娘和大爷一样,枯皱的皮肤下可直视被艰苦的劳动耗干了油脂的骨头。大娘象见了归来的游子一样对我亲切,重新做了鸡蛋西红柿面条给我吃。大家一起吃饭时,来了一些年轻人找我攀谈。

我自然又问起村民自治情况,这毕竟是上过《人民日报》的村子啊。大爷说,要说强,那是几年前了。那时,村支书是贾国锁。国锁既公平又能干,领着大家把地平了,上了几台变压器,自己清廉,果园也能挣钱。那时还有过一个美国人来考察,把北王村的名声都带到了国外。国锁当支书时,选村委会也公平,经常开大会,有啥事群众都明白。

村民说的这个美国人叫Susan V. Lawrence,中文名是李淑珊。在赵县县委得到的那本书《无形的大桥》里收录了他写的一篇介绍北王村村民自治的文章。李淑珊在文章里详细介绍了村民代议机构——村民代表会的运作,并寄予很大希望。但可以从文中看出是因为有支书贾国锁的支持,村民代表会才能提出不同意见并得到村委会的执行。

村民说,后来贾国锁调到另一个镇当书记,不久又调到县直工委当了个清闲的副书记。自从国锁一走,村子就一天不如一天。大爷指着墙上的窗洞说,还是在两年前,攒了点钱把房盖了,可是到现在就是没钱把窗户都安好。

大家接着介绍说,接替贾国锁的支书干了一年多,开始走下坡路。后来换的这任支书叫吴金元,光知道吃喝收钱。国锁在时靠承包梨树的钱就把许多活干了,还攒了些家底,群众几乎没负担。这任支书什么项目没上,向农民收的钱却多了好几倍。他们就是“土匪司令部”,一个小伙子气愤的说。他建议我去看看今天被村干部打了的一个村民。“村代表就一点不管用吗?”我问,回答是:国锁在时管用,现在不管用。

离开了大爷家,我找到了挨打的村民张军锋。一个憨厚的中年人。他说自己平时在外做木匠活,从没有因不交家钱得罪干部。这次是因为给他算的地比实际的地多(地多就交钱多)他找到村干部希望丈量一下实际田地大小。没想到被支书等人推打出村委会门外,副支书张二歪还追出来朝他脸上打了一鞋底,当时许多群众都看着。我说你就忍了这口气吗?他说人家还还没完呢,反把他告到乡派出所了。他还拿出了传票给我看。我决定和他一起去派出所。

我把自行车放在他家的机动三轮车上,一起去了北王村所属的高村乡派出所。为了壮势,他们去了五六个人。派出所的院子不大,北边一溜四五间半旧的平房。当时是下午3点多,院里没人,但车棚里停着6辆摩托车和一辆较新的自行车。

那位村民和我找到一间屋里,有个很壮的人躺着睡觉。我们叫醒了他,他却仍躺着叫我们外边等。传票上写的是3点到,过了约半小时,来了一位自称所长的人。他问明情况把被传讯者领到旁边一间屋子,又唤醒了另一个警察(也可能是联防员)去问话。警察不客气的轰走了其他人,所长却发现了我。看了证件,他愿意和我谈一会儿。

所长自称姓程。应我提问,程所长介绍说公安机关不参与强制农民缴公粮、提留之事;这里的正式警察没几个,大部分是联防员在值班;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后,治安问题有所下降。我又问到如果是该村民向村委会无理取闹,你们是否可以直接处罚他?程所长说可以。当我再问如果确实是村干部殴打无辜村民,你们是否可以直接处罚打人的人?程所长却说这要和乡里领导商量一下才能决定。  最后,张军锋出来说没事了,于是我打算回封家铺。可能是我的在场使村民少了一些惯常的恐惧,他们非送我一些尚待长大的梨。

在去封家铺的路上,我在想为什么象北王村搞村民自治这么有名的村随着贾国锁一走就立即人走茶凉呢?是自治没效果吗?显然不是,如果贾国锁竞选村委会主任,肯定会当选。他会继续造福村民。可是贾国锁的上任并非竞选而是某个领导赏识,后来也是上边把他调走,并非村民要选出如今的“土匪司令部”。从北王村就可以看出,村民自治仅仅是村支书治理村务的一个手段,并不能决定由谁来治理。好支书可以听取村民代表的意见,大事征求村民代表会同意,其实没有代表会等村民自治机构,象贾国锁这样的好支书仍然能听取群众意见,廉洁奉公。而但坏支书则完全可以把代表们凉在一边。这既是北王村的悲哀也是中国农村的悲哀,更是村民自治的悲哀。后来我仔细看了李淑珊的文章,他早已表达了对贾国锁之后的北王村的担心。只是我亲眼见到了他的担心变成了现实。

如果村民自治连谁来管理村务都不能使村民自由选择,那么她仅仅是花瓶一样的摆设,并且难免夭折的命运,更谈不上促进全国民主化的作用了。

(三)

离开了高村乡派出所,经过一个叫南泥河的村子,我找个小杂货铺顺便了解些情况。店主对自治的情况也不清楚,但知道村委会和村民代表都选过了。我看天色不早,就离开南泥河驶向封家铺。

下午6点左右,到了封家铺村头。我找到一个大院,里边是个小卖店。我向店主打听李振孚住哪里?他打量了我几眼却指向门外。我才发现院里蹲着一位黑瘦的老人。原来他听说有人要找他,早就在村头等着。

我问他如果现在竞选村委会主任,他愿不愿意出来竞选,他回答的很干脆:这把老骨头虽快不中用了,可还能再干几年。他自豪的说,我当支书那会,村里没一分钱窟窿,群众也不用交乱七八糟这费那费。虽然很难相信这位老人有现代化的眼光,但其为村民办事,不徇私情的气概很令人感动。看来,群众信任这位老领导人不是没有道理。

振孚老人愿意当众向群众表态进行竞选的决心和态度使人相信,如果有竞选,他会成功。假如在农村有良好的选举机制,象这样深得民心的人肯定能带领村民过上更好一些的日子。

在我正跟李振孚谈话时,有人在院子里大嚷:“反正也讲不了理,我回去劈了这帮王八X的!”这就是开头提到的王聚朝。他50多岁,是个铁匠。他知道了我从北大来搞调查后,一定要带我去他们村看看。我也有此意就随他去了。

天擦黑时,我们进了村子。王气愤地说支书名义上到天津考察,实际上公款旅游去了。他直接领我到了村委会主任司英瑞家里。正好还有村民兵连长在场。王在街上告诉村民:北京来人专门调查咱村的集资费和棉花罚款的事来了,似乎我成了钦差大人。有些村民跟着也来到司英瑞家里。司看过了我的证件,尚未说话,王便要求他把帐本拿出来,司主任迟疑了一下,还是拿了出来给我看。其实我什么名堂也看不出。

村民们集中反映的是两件事:一是棉花罚款,二是集资上变压器和修路。棉花罚款收了之后,由于违反中央政策要返还农民,可一年过去了至今农民没有收到。至于集资,大家都不知道,今年就突然从卖粮款中扣除了。司主任解释说棉花罚款是乡里扣着。集资则是村委会通过的:修路6万,给变压器上户口(注册)5万。后来证明仅是几个干部作出的决定。

晚上到了王聚朝的家里,兄弟俩都是单身,但他弟弟有一个小孩,估计是结过婚。村民闻讯赶来20多人,不仅是棉花罚款和集资,其他不合理的事也都说了出来。村里有一项“耕地占用费”,按3元/亩交纳。可是群众的耕地都种着粮,为什么要交这钱呢?还有几人说售完公粮,可是钱竟然不够交提留的。尤其是村里张贴的售粮款的返还额与村民凭售粮白条实际领到的钱不一致,拿到手的普遍比墙上写的返还款额少几十块钱。在群众议论时,我突然对集资有了个主意:让村民代表开个碰头会,把这不合理的集资否决掉。

第二天早晨,老王领我看了集资修的路:我估计约3米宽,三、四百米长,路面由无数凸起的小石子组成。而司主任介绍的是4米宽,500米长,按28元/米,共5.6万元。接着,老王领我找到了村副支书石清波。石的院子宽敞,围墙高大,黑铁门透出主人的气派。但石长的比较瘦小。我要求知道谁是村民代表,他有些不情愿的带我到村委会办公室,一间破旧的砖房。去村委会的路上,我问石为什么上墙的帐和群众领的款不符,他赶紧解释说,前两天上级来检查“六公开”,帐目都得上墙,可是帐还没算完(即想扣的钱还没扣完),只好把不完全的帐贴上。对这种弄虚作假的行经和牵强附会的解释,我懒得反驳。在村委会里,趁老王不在的空挡,石对我说老王是“劳改释放犯”,千万不要听他的。我只是看墙上挂的村委会委员名单。本来村民代表应当是村民代表会这种“议会”的“议员”,可是他们可能弄不清其中关系,也可能是怕麻烦,就搞在一起。我记下了这40多名委员的名字,跟老王挨个走访他们。

在老王带领下,我走访了郭巧英、吕二训、石玉坤、司银生、张京茂、司荣彬等人。他们对集资的事都不知道是如何决策的,并反映了村委会基本没开过大会的情况。同时他们也算了自己的帐说明负担确实很沉重。比如家境相对教好的张京茂,家里养着几头牛,各种收入算起来约7000元,而负担是1690元。家里7口人,人均收入760元左右,人均负担241元。这早就超过了中央5%的界限。可是5%仅仅是政策而不是法律,所以违反了也不要紧,更有乡一级机关撑着。石玉坤老人对我说:你是北京来的,你在这,我可以有啥说啥,可你走了,我还得过日子啊。

下午两点左右,当我正在村会计家等他回来时,村委会主任司英瑞找了过来。他说县里来人啦,到村委会等我,要我过去。到了村委会,一辆警车停在大院门中央。进到屋里,有许多穿制服的警察。司主任介绍一个便装的人是乡长。乡长问明我身份,又仔细看了学生证、身份证、介绍信,态度由很严肃变得温和些,说县里来人要找我,在王西章乡政府。我也正想把情况搞的更清楚,就坐车去了。乡长让一小警察把我的自行车骑到乡政府。路上,乡长告诉我有人打电话给县里,说一“劳改释放犯”领一骗子搞的村里不得安宁,所以县里才来人。

在乡政府,我见到了县委宣传部部长。他照样问清情况,查看了证件,不再说什么。我把所见的不合理收费、棉花罚款、白条、农民不堪重负等情况向乡长反映。乡长再三解释,说有的是县里政策,有的是不得己而为之,有的根本不承认。他翻开帐簿,我看到上边写着东湘洋村人均纯收入2400元,而负担里只有村、乡提留两项,农业税和集资都未算在负担内。农业税是国家税收,并不沉重,只占不到十分之一的比例。但各种集资、摊派可重的多。我据自己调查对乡长说该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500-1000元。乡长的回答是:他们除了农业收入,出去打个工,平时养个鸡鸭,这钱都没算进去!事实上,张京茂把养牛的收入都算在内,人均收入才760元左右。乡长大人把老百姓莫须有的鸡鸭税都收上来了!

下午三点多,我骑车离开了乡政府。他们邀我吃午饭,我婉拒了。想想再回二、三里外的东湘洋没有太多必要,而时间尚早,我决定再调查一个村子。正是因为我没有回去,导致一个星期后王聚朝的挨打。现在想来有些遗憾。

我随便找了个叫西纪豪的村子,到小卖店买袋饼干权当午饭。吃了几块后把其余送给了眼巴巴看我吃的两个小孩。店主问我干什么,我说搞农村调查。正谈间,一位旁边闲聊的中年妇女要领我到她家看看。

进了院门,只有两间十分古老破旧低矮的北房。进了屋,当面是一张不知有多少年历史的八仙桌,桌上摆着几只盛着玉米窝头的碗。女主人凄惨的说,因为计划生育要打胎,可是手术时大出血,险些丧命。医生说可以由村里出医药费,可哪敢去要呢?塌了5000多元的窟窿,几年翻不过身来。吃饭主要还是粗粮,有点细粮给孩子吃。可怜孩子正长个头,连菜都没的吃。我说买不起不能自己种吗?她叹口气说,除了在院子里种点,外边种什么菜都的给人偷去,越是种菜的少,越是偷的多,最后都不种菜了。我要走时,她先出门看看没人才让我走了,因为她有担心:“要是支书知道你到我这,我们家就没法过了”。

走在西纪豪的街上,虽然也有谈不上气派的新砖瓦房,但大部分是旧房子。墙上时常可见奔小康的标语。经过打听,该村竟然还是小康村。我想这可真是吃糠的“小糠村”了。

在村东头,我跟一老者谈起来。谈到支书冯银全,慢慢又围拢过来20多个村民。开始还很小心,知道我的学生身份后,一中年人胆大起来:“都是实事,怕什么!”。他首先讲了冯银权欺下瞒上,在石家庄市派人来听村民代表会时,他以每人到场奖5块钱拉了些人开会,又威胁他们谁也不许乱说,否则等上边人走了就收拾他。慢慢大家大胆了,把村支书所做的坏事一一抖落出来。  我问:不还有村委会么?村委会主任就不管点用?群众告诉我支书把大队(村委会)房产都卖了,村主任还不知道。平时,村委会的章由支书老婆管着,而支书不在时,村务由没有担任任何职务的支书弟弟做主。村里很穷,但支书有两辆桑塔那!支书用公款做了两回生意都赔了,损失摊给村民。公家的机器用具只能由他家专用。96年发水灾,自己也受灾他却让村民交粮食捐给外地。实际也没捐出去,粮食换成酒肉被他领头吃了。上级发下的救灾物资,老百姓没见到就被他私吞了。全村每家都要按一间房屋6元交“房屋使用费”。凡此等等,几乎坏事做尽。至于白条、负担、在“六公开”里弄虚作假更不值一提。

我问:这冯银全就不怕大家告他吗?群众说,他早就公开告戒大家:谁也别和他打官司,因为,别人用自己的钱(有限),而他用公家的钱(无度),所以告也不可能告赢。

我知道冯的告戒是有效的:他已这样稳做多年支书的位子。但冯的话意味着:一,支书可以事实上随意动用公款;二,只要钱多就可以打赢官司。

看天色晚了,我告别村民要回县城。经过村委会的时候,看到铁栅栏门紧锁,里边果然停着一辆较新的桑塔那。村委会邻街的围墙上有块黑板,那是赵县必不可少的“六公开”内容。在电费一栏,0.42元/度上被人用粉笔写个0.6.村南口有一小庙,几位妇女在烧香磕头。

这“六公开”据说也和“村民代表会”一样,是赵县首创。这“六公开”是:财务公开,电费公开,计划生育公开,村务公开,责任目标公开,可能还有农民负担公开。“六公开”若真的执行下去,当然就不会产生各种尖锐的矛盾。可惜,制定者对支书们拒不执行(表面上当然要上墙公开)也无可奈何。也许,制定“六公开”的本意就在于突出制定者的政绩,要严格执行反而影响上交“利税”的政绩,因而有公开的形式就够了。比如电费公开,我见的村里除了南泥河,每个村的上墙电价都是4角多,每家用电多少度,应交费多少都在墙上写的很明白,而收费则按6角。如果你按墙上的数额交就要给你家停电。大石桥村的村主任给我解释过:由于电路损耗太大,按上级规定的四毛多钱的电价收费不够成本。比较一下我家乡大名县的电费收到0.8元,而墙上写0.35元,赵县的作假还是轻的。

我又想起此行目的是调查村民自治。如果西纪豪实现村民自治,可能出现冯银全这样的恶霸吗?古时的地主也仅仅是有钱而已,有当官的亲戚撑腰才可能变成恶霸。可现在农村中象冯银全这样的支书,利用上级党委的支持,又勿需村民选举,把持村务十几年。这样的村官堕落成恶霸就决不是偶然现象。

(四)

离开西纪豪时,在村外靠近大路的地方我发现有一块几千平方米的土地被掘下去1米左右。我问路上一位老农怎么回事。他说村里把地里的土卖了,几年内不能耕种。“种这块土地的农民愿意吗?”我问。老人苦笑一下,“农民有什么办法,要是能免去这块地上的赋税就不错了。”

以前在家乡听说过农民把不宜耕种的土地租给砖厂取土的事。可赵县土地肥沃,水浇地一季能收上千斤小麦,农民自己决不会出卖土地。况且,在中国,土地都是国有,农民无权处理甚至自己耕种的土地。但村支书干部们却有权把土地出卖,这是一条少数人发财的捷径。在河北省大名县大街村,村支书李国清伙同其他干部卖地400亩,得款80多万,除了向上行贿一部分,其余都挥霍贪污一空。全村农民集体告状,可最后把他免职了事,卖地的公款却无人追查。虽然禁止侵占耕地的标语到处都是,可唯一的结果是减少了土地出卖者的竞争对手,在贿赂面前,没有什么政策可以不让路。假如村民通过自治有了自主权,其效果肯定比在墙上刷多少个“禁止”有效的多。

我回到了县城的小旅馆时,天已黑了。同伴高巍正要去报警。原来他见我昨天没回来,又听说有劫道的,怕我出事。我问他调查的情况怎样。分手前说好他去韩村镇的北辛庄和北白尚乡的南何家庄,顺便调查沿途村镇。北辛庄的两位村民和南何家庄小学的师生分别送给县委一块表示谢意的匾。

高巍说由于感冒休息了一天,第二天走访了这两个村子。不分南北,只有一个辛庄。辛庄的那两人据说是退伍军人,因为县里帮着贷款做生意才送匾感谢。而南何家庄小学则是因为县委书记亲自坐镇盖好了教室,可资金贪污挪用之后盖成了危房。后拆掉重盖,又盖成了危房,至今小学生们只能坐在院子里上课,不敢进屋。师生们气愤不过,送匾给县委书记宋东发,表面感谢,实为讽刺。

谈到村民自治,高巍说辛庄搞的挺好。但也不是因为村民选举了一位好村主任,而是摊上了一位好支书。辛庄的支书70多岁了,可红光满面,高巍以为才四、五十岁。这位支书也当了好多年了,因为公心至上,百姓信服,他的支书位置也不易动摇。辛庄的群众说村里不搞假的“六公开”,上报的收入是实的,所以负担也轻,也没有乱七八糟收费摊派。因为上报的数字低,所以也没有评上“小康村”。但是村里有锅炉房给每家村民通暖气,我还从未听说其他地方有这等事;村里的小学盖的很漂亮;村里治安极好,没有偷摸的;村民安居乐业,几乎没有什么官民矛盾。

辛庄的支书决定着村里的大事,但具体事都交由民选的村主任办理。老支书想在有生之年把现在的村主任培养成他的继任者。

辛庄的现状固然可喜,但会不会是北王村的昨天呢?老支书的位子与其说是上级党委任命的,不如说是历史形成的。又有谁能保证老支书退位之后的新支书不会是北王村的吴金元呢?谁能真心为村民办事,自然辛庄的群众心里都清楚。但群众是无权决定谁来当支书的。一心为公的老支书在时,可以主持公正的选举,产生一个好副手。但假如吴金元、冯银全们来辛庄做支书,村主任的选举还会公正吗?即便群众选出一个象老支书一样的好人当村主任,他作为二把手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辛庄的将来只能拭目以待。

至于南何家庄,高巍说由于没有党员,所以也没有党支部。村里也没有选举,上级任命了一个村主任,但村主任也不管事。村里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该交的赋税也没人交,所以谈不上负担重,可该干的事也没人管。治安混乱,高巍就是在那里听说有人躲在玉米地里劫路。

从南何家庄可以看出,村里出了坏领导班子老百姓要倒霉,可是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也不是老百姓的福分。两害相权,难分伯仲。有一个好的,至少是不坏的领导班子,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日子。南何家庄虽然现在破败,如果乡政府能借机组织好村委会选举,群众选出领头羊,又没有支书掣肘,再加上土地肥沃、果树副业、交通方便等因素,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要富起来也是很快的。

我和高巍交换了情况,决定明天再调查一天,然后打道回府。

第二天十点多,我们骑车到了县城北方的苏村。苏村靠近新修的国道,交通方便。进了村,我们顺便问了两个村民群众关心的负担情况。村民说因为靠着大道,所以有许多工厂租用村里的地,有了收入,村民的负担就不太重。

我们接着找到了村委会大院,但里面没找到村干部。办公室里有一个喝醉的汉子,胡言乱语听不懂说什么。等了一会,进来俩人象是乡里来的,他们看了我的证件,说村干部都不在,别等了。出来后,高巍看到一人家还是土坯房,有点古老的味道,他就去那家访谈。我则和路旁蹲着谈话的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攀谈起来。

大娘听说我是北大来的学生搞农村调查,起身四面看了看悄声对我说:“你远远跟着我,看我进哪门,你也跟着进哪门。”我觉得有点蹊跷,但还是照做了。因为西纪豪的那位妇女就害怕让人知道我进她家门,这位大娘可能也是有此担心。后来证实的确如此。

大娘家门朝西,进门迎面是邻家高大的北房西侧墙。这墙和大娘家的土西屋夹成一仅容一人通过的胡同,经过胡同才到了被挤成长条的院子。跟着大娘到了低矮的北屋,我问:邻家的房怎么盖到你家院里?大娘话没出口眼泪就先落下来。她说邻家是村里的片会计(可以理解成小区会计),和村干部好。她嫁过来就一直住在这个家,可邻家盖房时想把院子盖宽敞,就挤大娘家,强行把北房盖在大娘家的院子里。支书和邻家好,就另划了一块宅基地给大娘家,让大娘把现在住的地方让给邻家,还勒令98年五一以前搬家,否则就把这的房子拆了,那边的宅基地也不给你。

“哪有钱盖房啊”,大娘说着又哭了。这时,大娘的儿子和小孙子回了家。大娘让孙子快去买茶,我阻拦不住。男主人长的较瘦弱,一脸老实相。大娘接着说,她儿子原来结过婚,留下个孩子女人走了。后来又娶了个寡妇,媳妇来时也带个孩子。可是竟因为他们有两个孩子,村支书说他们违反计划生育!要罚3000块钱,不给,乡里来人把儿子抓到大队打了两次,逼走了3000元,别说收据,白条都没打。当官的都好几个孩子,也没有谁被罚计划生育的款。现在连买肥料的钱都没有,哪来钱盖房呢?到明年五一,我们到哪去住呢?媳妇嫌儿子窝囊废,领着亲生孩子回娘家了。大娘边诉边哭,男主人只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我安慰了大娘几句,留下地址,就离开了。到我出门,也没人告诉我男主人名字。出门不远,男主人拿着我的毛巾追出来,还故意问:“是你的毛巾掉路上了吗?”,其实是我忘在他家里,我当然知道是他害怕让人知道我去过他家才这么说。

98年5月初,男主人打电话给我,才告诉我说他叫孟新顺,说邻家果真说到做到,正在拆他们家房子。鉴于赵县书记宋东发给我写过一封回信,我报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给宋写封信,希望他能过问这件事,可至今杳无音信。不知孟家现在是否露天而宿。

如果说西纪豪的支书是搜刮民脂民膏的土豪,则苏村的支书、会计就是专捡老实人欺负的恶霸。这些土豪恶霸之所以能横行无忌,就在于背后有官僚机构的撑腰。虽然赵县推行村民自治每村都成立了村民议事会这样的村民代议机构,但几乎没有人能想起要靠议事会解决什么问题。

象孟新顺这样的老实农民,平白无故被逼到倾家荡产的地步,除了碰巧有恶邻、混官,就没有其他原因吗?由于土地公有,他自己祖传的宅基地也无法保住。“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小就被告之是资本主义宪法的特征。在“公有”的旗号下,掌权者却能轻易霸占别人的土地、财产。我真的很担心孟新顺会不会铤而走险。

(五)

我们离开苏村,骑车回到了石家庄。这次调查就结束了。

回到北大,我给赵县书记宋东发写了封信反映农村矛盾,希望他能着手解决。他回了一封信,说赵县的总体是好的,有个别问题也正在解决,后再无联系。我们组织了一次活动,我和高巍就调查情况向同学们做了介绍。可是人少,反响不大。我就此还写过一篇文章,想登在社刊《时事》上,不想还没出,就遭封杀。后来忙于毕业论文,就忘了这事。直到毕业前,98年6月份,赵县东湘洋村的王聚朝突然来北大找到我。

王告诉我,我走后一个礼拜,村支书石喜存外出归来。在街上拦住王聚朝,一把掐住脖子,拉到村委会拿木杠将王一顿毒打,打得遍体鳞伤。石打人时村委会的喇叭还开着,全村人都听着。王拿出被打后的照片给我看,这是有人告诉他为告状用才照的。王还拿出一份有35名村民的签名信作证。王说,这是第二次签字,第一次有二十多人签了之后,交到县委督察室,再也要不回来了。

从98年6月,到99年春节前,王找了我五、六趟,希望我能到赵县为他主持公道,讨个说法。我为他写过一些材料,可总觉得去赵县也没用。除了东湘洋的王聚朝,还有苏村的孟新顺,北王村的张军锋,西纪豪的那位不知名妇女,等等我真想知道一年半以后的今天他们在如何生活,可我只能无奈的看着他们的苦难。

王聚朝同时还带给我他们村村民司宝珍写的反映农民负担的信,及两份催村民交款的催款书。催款书上把东湘洋的村民年度人均纯收入提到了2769元,椐我调查,去掉最前边的2,这个数字才有可信性。可见这些土皇帝们一刻也离不了谎言过日子。  通过这次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民主并非是富人的奢侈品,而是解决现实中国人民痛苦的对症良药。  群众的痛苦主要来自基层干部的盘剥和压迫。而基层干部由于有掌政者撑腰,不由群众选举产生,不受群众监督制约,所以可以鱼肉百姓而毫无顾忌。只有民主自治才能使群众信任的人成为基层领导人,使人民摆脱目前的苦难。

“农民素质低,不能实行民主”绝不是维护农村那些土皇帝的垄断地位、压制民主的借口。虽然腐败盛行,世风日下,可总是有廉洁奉公、为人民百姓服务的群众、干部、党员。比如北王村的贾国锁、封家铺的李振孚、辛庄的村支书。关键在于有民主的机制使这些有能力、有威信的人成为村民的领导人。民主选举的机制也将鼓励更多的人变成克己奉公的基层干部。同时民主监督机制也将淘汰那些只会搜刮百姓的混官。群众的文化素质再低,对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干部选举也是敏感的。设一万条考察干部的标准,也不如群众的认可。

农村民主没有必要担心所谓的大姓大家族造成不民主。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村子包括听说在内,没有一个兢兢业业为本村同姓家族服务同时欺压外姓群众的村官。如果是清官,所有群众都赞扬,如贾国锁在村里就没有多少同姓。如果是昏官,所有群众都反对,如东湘洋的司、石是大姓。可是反映负担沉重,干部搜刮百姓的村民姓司、石的也占多数。为王聚朝被打鸣不平按指印的35个村民里,司姓占24个,石姓占4个。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获多数群众选票的人就一定是大家最相信能秉公办事的人,无论考虑各方利益多么周到的任命也不如群众的选票。

二、村党支部书记的专权是实现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

村民自治的内容有两个:一是民主选举,村委会和村委会主任都由民选产生;二是民主监督,由常设的村民议事会(或村民代表会)审查、监督村务。如果这两条能作到,就可以说村民自治取得了成功。但村民自治最有意义的内容实际上是由村民选举产生村里的行政领导人。

尽管选举和监督机制都很原始,但从八十年代国家就在推行由民选的村委会负责村务。村级政权的象征不是村党支部的章,而是村民委员会的大印。可实际上村委会的印章却一直由村党支部书记掌管。在我们的赵县调查中,没有一个村由村委会主任说了算。说白了,群众费事不少却只能选一个二把手,那么选举的意义又何在呢?比如在美国,假设民选的克林顿只能当副总统或国务卿,而戈尔却被民主党任命为美国总统,那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不难想象,选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乏味的,村民不会有什么热情。事实也正是如此。这就是赵县各村不能正常选举根本原因。接下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村民不愿选,村主任只好任命,上级也乐得任命;村主任上无乡党委支持,下无村民拥护,也就拿不出一村之首的气概,最后也乐得跟着村支书为虎作伥,赚点油水。

村支书的龙头地位并非宪法赐予,也非村民选举授权,而是仰仗乡党委任命支持。既然和群众支持无关,支书自然就不把村委会、议事会,更别说普通群众放在眼里。搜刮来的钱除了给乡里送一部分,其余就可自由支配。这么好的头把交椅怎可轻易让与村主任?

农民不听怎么办?乡里的指示、摊派、罚款、提留都下到村支书这里,不听话的农民可由乡政府处理。乡里是有派出所等暴力机关的,自然谁也不敢对支书怠慢。

不是有许多好支书吗?有人会这样想。如果支书都象贾国锁那样,不也行吗?是的,可这毕竟是假设。要是这个假设普遍存在,恐怕就没有必要推行村民自治了。正是因为村支书专权造成农村矛盾和经济落后,国家才想出村民自治的法子。可惜支书专权依旧,这村民自治便流于形式。如果村委会主任是一把手,我想贾国锁这样的好支书去竞选村委会主任的职务是毫无疑问会当选的,可实际任命的一把手支书们又有几个贾国锁呢?

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应当写入宪法。

按从小学到研究生所受的教育,这似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但无论它姓社姓资,对于保障普通人民的幸福,这一条是必不可少的。

官民矛盾的激化表现,就是把不听话的农民捉去毒打,直到打死或打服。派出所就能随便捉人么?虽然有点文化的人谁都知道不能,可农村就认为天经地义,甚至所谓的联防队就可以用暴力对付“不老实”的农民。

苏村的孟新顺且不说不该交3000元罚款,就是应该交,只要没有法院的判决,靠暴力逼迫他交钱的行为其实就是抢劫。可没有人去追究这些抢劫犯的罪行,他们依旧带着官帽去实施新的犯罪。受害者孟新顺连退回一部分钱就当成不敢想的恩惠了,哪里想到了他们侵犯自己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行为是犯罪!

如果这一条写入宪法,让全体人民都耳熟能详,那些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即便再穷凶极恶面对法律的制裁,他们也不敢肆无忌惮的欺压百姓。

如果群众的权利一直受到伤害,最终他们的愤怒将象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本文最后,我希望看到村民自治能为我国的民主建设从荆棘中杀出一条路来。村民自治的续曲应当是乡、县、省自治,也就是说,各行政级别首脑,直到全国元首都由人民直选产生。这一天也许很遥远,但你希望现在十几岁天真活泼的孩子在几十年后共同沐浴在民主的阳光下呢,还是希望他们变成势不两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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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立:农村调查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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